我叫陈恩洪，今年34岁，原来是北京印染厂一名挡车工。1996年4月因企业调整，我下岗了。现在我在朝阳区红领巾公园对面，开了一家小吃店，生意挺红火。
开店，过去想都没想。我是1979年接父亲班进的北京印染厂，家住企业生活区。这几年跳槽改行的不少，咱人也老实，工作图个家近，再有受父辈的影响，在厂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1993年因企业经营机制调整，印染厂和香港一家公司合资，我进了合资厂。可合资没几年，生产车间外迁，我下岗了。每月200元生活费，父亲已经80多岁，而且体弱多病，孩子才2岁。
得挣钱过日子呀，“人才”，“招聘”那些地方我去多了，招聘的报纸买了一大摞。后来，我找到了一个公司给人家干推销，一个月500块钱。每天早出晚归在外面跑，早上、中午饭在外面吃，都得从这500块钱开销。干一个月下来剩不了多少，日子过的还是很紧。
我想自己还年轻，不能只靠单位，现在咱北京人下岗的多了，光靠国家一时也解决不了，不如自己干点什么。人家外地人来北京找活干，不少人干得都挺火。我是北京人，对北京比外地人熟得多，怎么就不能自己给自己开个就业门路呢？我搞推销工作时，在外面吃饭，为了省钱，经常到小吃店去吃牛肉面什么的，我琢磨不如自己开个小吃店。
去年5月份，听说红领巾公园那条街有门脸房要出租，我动心了。和爱人合计来合计去，一咬牙，租一间。说说容易，真干起来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首先是老父亲为我担心，一是怕我受不了那份苦，二是父亲身体不好，孩子又小，再就是资金紧张，怕开业后受苦受累不挣钱。但我想不少外地人来北京卖早点挣钱能站住脚，就是能吃苦。外地人也是人，咱北京人怎么就不能干呢？关键是得不怕吃苦，豁得出去。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———“洪鑫小吃店”终于在去年5月份开始营业了。
为了办好这个小吃店，也为了证明咱北京人不比外地人差，我倾注了自己全部精力。每天清晨3点钟起床，生火、支锅、又炸又蒸，一气干到下午二三点钟。还要搞卫生，采购。晚上也闲不住，发面、切菜、备馅……开业一年多，几乎天天如此。真累呀！开业头两月，我俩累得像猴似的，丈母娘心疼得抱着姑娘直哭。
干，就要干出点名堂来，体现咱北京人的特点，也体现我们的风格，吃不吃的，让人瞧着就干净、舒服。做餐饮，我是外行。光能吃苦还不行，还得学点本领，多琢磨。我原来是挡车工，没干过早点，困难不少，我就从头学。我们俩到城里有名的小吃店去吃，品人家的味道，学点技巧。钱少呀，吃不起，我俩就买一碗，买一样，你一口我一口地尝。遇到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就问，就请教。就这么着，我这个门外汉，做的小吃味道越来越好。
还别说，我这北京人开的小吃店特别受欢迎。一来是看我不容易，二来说吃着干净、放心。咱实在，不会偷奸耍滑，真心实意对待顾客。包子馅，我去买鲜肉，让大伙吃着新鲜。豆浆、豆腐脑儿，我买了台机器自己磨，不用豆粉兑，价格也比外边便宜。城里豆腐脑儿一块五一碗，我这卖八毛；豆粥外面一块钱一碗，我卖五毛；中午的盒饭，两荤、两素、两凉菜，才卖四块钱。我真心对顾客，生意越做越红火，回头客特别多，附近好些卖早点的都竞争不过我。
经过这一年多的磨练，我虽然吃了不少苦，但我得到了锻炼，改变了自我。记得公司安置办主任说过：“下岗，对我们来说是件坏事，但我们只要观念转变，就能将坏事变为好事。”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，如果不是下岗，我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成熟，更能挑起生活的重担，更有能力适应生活的挑战。
下岗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不能适应社会这一现象，而一味地责怪它。我这一年多，苦没少吃，但学到了本事。用自己的双手干出了一份事业，生活有了保证，苦中更有乐。现在党中央对下岗职工非常关心，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：“党和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，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，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，搞好职工培训，拓宽就业门路，推进再就业工程。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，提高自身素质，努力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。”党中央对再就业工程有了指示和措施，我们要争口气。
我想对下岗的兄弟姐妹们说一声，不要等，不要靠，咱们北京人不笨，要想改变生活，干挣钱的活儿，就得改改懒的毛病，勤奋出真知。要适应社会的发展，转变择业观念。不管是干什么，只要是用自己的双手干出一份事业，也是对社会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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